第三日（12-05）

健康差异在医学的所有领域都很常见，在癫痫患者中则导致被边缘化的人群接受了不成比例的较差的护理以及获得较差的预后。多年来，一些出版物强调了这些发现，包括2020年的多项研究显示，在护理途径和诊断时间方面强调存在种族/民族差异；非白人患者在接受手术前有更长的癫痫持续时间，以及SUDEP发病率方面存在社会经济差异。 本次研究者讲习班由Eseosa Ighodaro博士，Sandi Lam博士和Ima Ebong博士分享他们在该方面的经验与认识。

2021年现状以及解决不均衡问题的战略

健康差异被定义为一种与社会或经济劣势密切相关的特殊类型的健康差别，其中某些人群因种族或族裔群体、宗教、社会经济地位、性别、心理健康、认知、感官或其他方面的原因而在健康方面遇到更大的社会或经济障碍。Eseosa Ighodaro博士列举了一系列关于癫痫健康差异的文献与研究，包括美国四级癫痫中心拥有数量的地域差异、癫痫猝死人群的社会经济差异、癫痫诊断延迟的差异、抗癫痫药物受试者纳入的种族差异等等，重点分享了接受癫痫手术治疗的人群中恐惧程度、可及性、教育程度等的差异。最后指出，这需要我们所有的人在个人和系统层面上努力，以改善差异。

图1  癫痫手术治疗的人群中恐惧程度、可及性、教育程度等差异

神经病学工作者的种族差异

Sandi Lam强调了医学界存在着代表性不足的种族和民族人群，包括黑人/非裔美国人、墨西哥裔美国人、美国原住民（即美国印第安人、阿拉斯加原住民和夏威夷原住民）和波多黎人等。当健康工作者的种族和民族与患者更匹配时，其治疗、护理、健康教育等效果会更好。然而，神经病学医生的多样性在美国南部和北部差异悬殊，健康服务的供需关系也存在差距。因此，应该制定策略以提供神经病学工作者队伍的多元化，包括医学教育到职业晋升的鼓励计划，与健康服务不足的社区建立伙伴关系等等。

图2 神经病学医生多样性的地域分布差异

医疗保健方面的差距：从一个小儿癫痫外科医生的角度来看

癫痫的疾病负担较重，每年可花销近600亿美金，患者的死亡风险也是健康人的8倍左右。在美国，每26个人中即有1人可有发作。应对癫痫，手术治疗组的患者与药物治疗组相比在5年后的癫痫相关就诊次数下降43%。然而多项研究提示癫痫的外科治疗没有被充分利用。同时，癫痫手术治疗的选择在不同种族与社会经济地位人群、不同地域中均存在差异。因此，Ima Ebong博士提出癫痫学界应更加重视可手术患者的识别，采取措施帮助他们克服障碍获得充分的治疗，包括通过已有数据进行相关研究了解差异，从医疗保险出发进行医疗补助，提供相关的奖学金或基金等等。最后Ima Ebong博士以Lennox-Gastaut综合征相关研究为例，说明了对癫痫手术与药物治疗相比的优点、手术潜在患者的识别方法。

图3 “寻找潜在可获益的癫痫手术患者”相关问题

本期报道： 华西医院 夏逸林

审核：唐玉莎

长期以来，神经肽一直被认为是神经功能的关键调节剂，一些关键的神经肽已被确认在癫痫的病理生理学中起重要作用。这一领域的基础和临床研究显示，神经肽及其受体仍有潜力成为治疗的靶点。本次讨论会展示了神经肽治疗发展的最新进展以及未来的发展。

目前已知有几种神经肽具有抗惊厥潜能，如甘丙肽、阿片肽（如强啡肽）、神经降压素、神经肽Y等。与抗癫痫药物相比，神经肽具有特异性高、低浓度即可达到期望疗效的优势，并且发生药物相互作用的概率较低。

甘丙肽与癫痫

关于甘丙肽的研究已经发展了许多年，Cameron S. Metcalf博士对此进行了简要介绍。甘丙肽是一种神经元兴奋性调节因子，甘丙肽及其受体的受体在中枢神经系统广泛分布，参与了情绪、学习、记忆、疼痛、内分泌即摄食等生理过程。甘丙肽主要通过突触前机制抑制谷氨酸的释放来发挥作用，这一点已经在许多动物模型中得到了证实。已有许多研究对此进行了报道，癫痫点燃动物模型可见导致齿状回甘丙肽源性神经支配纤维的缺失，海马内注入甘丙肽受体激动剂可终止惊厥的发作。甘丙肽基因缺失小鼠比野生型小鼠具有更高的惊厥发生易感性，更短的时间即可诱导惊厥的而发作并可导致更严重的惊厥发作；而过表达甘丙肽基因小鼠可通过抑制海马CA3区的谷氨酸释放和提高海马的后放电阈值以抑制惊厥发作。

神经肽Y（neuropeptide Y，NPY）与癫痫

Esbjörn Melin博士对NPY是如何被发现的以及如何利用神经肽Y开发新的癫痫治疗方法进行了介绍。神经肽Y是另一种研究得最多的神经肽之一，高频神经电活动可促进其由致密囊泡释放。它是一种由36个氨基酸组成的长链氨基酸，其受体分布广泛，具有多种生理功能，如调节食欲、代谢、情绪、心血管系统等。神经肽Y是一种内源性的抗惊厥物质，并且可调节神经网络的兴奋性。其机制可能是NPY通过与Y2受体的结合抑制突触前电压依赖性钙通道，使钙内流减少，导致性风险递质谷氨酸的释放减少，从而抑制突触后膜的兴奋性传递，发挥抗癫痫作用。这在颞叶癫痫的人体组织和动物模型中都得到了证实。NPY基因疗法由此而生，NPY/Y2基因治疗可抑制颞叶癫痫模型大鼠的癫痫发作，但目前仍需要进一步的临床转化研究。

催产素（oxytocin，OXT）与癫痫

OXT是一种肽类激素，由垂体后叶分泌，由下丘脑的室旁核和视上核合成，由9个氨基酸组成，由神经垂体释放至大脑的各个区域。Jennifer C. Wong博士在研究中发现OXT可促进亲社会行为、母性行为，同时也具有神经保护作用、增加神经元抑制，并且具有一定的抗炎特性。同时也有许多证据显示了OXT的抗癫痫特性。Sala等人的研究显示，OXT受体敲除小鼠更容易出现癫痫发作。在此基础上，Jennifer C. Wong等人假设OXT可能具有抗癫痫活性，从而利用SCN1A癫痫小鼠模型证实了纳米包裹OXT可产生较为明显且持续的抗癫痫作用，同时也改善了小鼠的行为学异常。这提示OXT治疗可能可用于癫痫及其共患病的治疗，而纳米化包裹技术对于脑内神经肽研究提供了可能性。

本期报道：华西医院 段亦非

审核：唐钰莎

EEG过度解读的现状及原因

癫痫误诊是临床十分常见的情况，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对EEG过度解读，即把正常的EEG判读为异常波形。过度解读的原因有很多，Selim Benbadis教授认为一方面是因为缺乏统一的判读标准，另一方面是因为医生的判读练习不够。目前过度解读EEG可体现在：把良性的、非特异性的波形等误诊为异常EEG。Selim Benbadis教授认为，最常见的是把位相倒置诊断为癫痫样异常EEG，位相倒置并不意味着波形异常和癫痫发生。最后，他建议每个神经内科医生都能掌握扎实的EEG判读能力，类似于熟练掌握心电图的判读。

癫痫误诊的后果

神经内科医生由于对EEG过度判读等原因导致将部分人群误诊为癫痫，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后果。Ushtar Amin博士认为，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受到歧视和特殊对待（例如不被允许加入部分组织、活动），影响就业选择，导致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二是影响婚育，导致较高的独居率。三是接受没必要的抗癫痫治疗，需承受额外的药物副作用。四是加大政府公共健康服务的投入，增加财务负担。

在住院医师培训期间接受EEG训练

EEG的准确判读，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住院医师培训（住培）期间的锻炼。Rebecca Fasano博士认为，美国住培期间EEG的教学与训练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培训时间不够，二是教学与实际脱节，三是住院医师缺乏独立判读的能力。接着，她结合自身经验，提出三个解决方案，一是增加接触，如增加单次轮转时长和课程次数；二是优化教学与学习，通过增加监督、利用线上模块、基于病例教学等；三是优化学习和评价方法，例如设定住院医师轮转期间，最低的EEG判读数量等。

计算机与人工智能

由于人工判读EEG存在过度解读的问题，研究者拟利用计算机和人工智能来辅助。早在1976年，研究者就利用算法模型来描述波形。之后，多个检测系统被成功开发（如频谱分析、波形分析），但存在着无法存储完整的波形等问题。2010年左右研发的自动检测系统，虽然敏感性和特异性有较大提升，但并没有解决癫痫诊断的问题。最后，Daniel Friedman教授比较了3个自动化棘波检测系统（P13、DeepSpike、SpikeNet）的优点及局限性，指出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提高EEG判读的准确性，但仍然无法取代EEG判读专家的作用。

本期报道：华西医院 李百川

审稿：唐钰莎

缺血性或出血性卒中后癫痫发作的患病率和预期结果随着发病率的增加和最新公布的可用数据而不断变化。研究表明，住院期间的癫痫发作活动可能会导致住院时间延长，而且并非总是得到最佳治疗。与脑血管疾病和卒中相关的癫痫的研究对于帮助确定癫痫或卒中风险和临床影响都非常重要，同时有助于优化临床管理，为患者提供高标准护理。三位演讲者，来自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Emily Johnson博士、美国布朗大学的Monica Dhakar博士、瑞典哥德堡大学的David Larsson博士分别对针对关于癫痫和脑大、小血管疾病的最新发现，急性缺血性卒中痫样异常的患病率及抗癫痫药物治疗，癫痫作为卒中的预警标志的三个主题进行讨论。

首先，Emily Johnson助理总结比较了癫痫在大、小脑血管疾病的临床特点，癫痫患者的卒中比值比明显增高，卒中是癫痫发生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1]而在隐匿性脑血管病中，小血管病晚期癫痫发作（late onset epilepsy，LOE）约占一半。[2]同时提出预测LOE的SeLECT评分系统，包括：卒中严重程度、大动脉粥样硬化病因、早期痫性发作、皮层受累、大脑中动脉受累范围。[3] 将LOE患者与配对对照比较结构及功能磁共振，这些患者灰质体积减小，白质高信号增多，动脉血到达延迟，进一步研究发现额叶多受累，脑白质疏松信号多出现在颞叶。[4, 5]另外，脑小血管病危险因素，如高血压、年龄、吸烟、心血管病，也是癫痫的危险因素，可能是慢性微血管病导致缺氧，进一步导致脱髓鞘所引起。[6]最后，讲者提出小血管病致痫的可能机制微栓塞、慢性缺氧、微出血、神经炎症等，最终提出缺血性卒中是癫痫重要病因，LOE患者可能有白质受累或脑小血管病，筛查血管危险因素对临床有重要意义。

图1 SeLECT评分与癫痫

之后，Monica Dhakar助理讨论了在急性缺血性卒中中，急性癫痫发作与痫样异常脑电图的发生率，并总结急性癫痫发作与痫样异常脑电在抗癫痫药物治疗和癫痫发展中的重要性。讲者举出一位60岁高血压、高血脂男性患者，以失语、轻度右侧肢体偏瘫急性发作就诊，NIHSS评分5分，CTA显示左侧M2段梗阻。血栓切除术后，返回病房中发现右眼凝视分离，右侧无力加重，考虑痫性发作，给予2mg拉罗西泮好转。最终患者接受3g左乙拉西坦负荷剂量，后期750mg bid维持剂量，脑电无明显变化，并在PASS临床中心继续随访跟踪。讲者提出对于卒中病人的抗癫痫治疗需综合考虑痫性发作风险，即SeLECT评分及脑电图，和药物治疗的不良反应，未来需要多中心、标准化数据收集以及系统长期预后的研究。    

最后一位讲者David Larsson博士从相反的思路从共同危险因素、继发性卒中风险以及临床实践管理与影响三个方面提出癫痫患者卒中发病风险更高。讲者通过挖掘在2001-2009年169730位瑞典卒中人群与339474名年龄、性别配对对照（排除了之前发生过隐匿性脑血管病、头部外伤、头部肿瘤、卒中小于1周前癫痫发作者）中发现卒中患者中1559名（1.27%）有痫性发作，而对照组仅0.72%，年龄小于49岁组差别更大，且卒中发生在癫痫诊断后1年内比例最高（OR 2.21，95% CI [1.79-2.72]），其次是5年以后（OR 1.57，95% CI [1.43-1.72]）。此外，与讲者总结前期研究（图3）类似，颅内出血的比值比较急性缺血性卒中更高。最后讲者提出目前此发现还有待进一步干预的研究证据，在中年发现不明原因的癫痫发作要警惕血管因素，对于此类患者选择新非肝酶诱导剂（如拉莫三嗪、左乙拉西坦、拉考沙胺）更推荐。

本期报道：华西医院 董博思

审核：唐钰莎

参考文献

[1] Choi H, Pack A, Elkind M S, et al. Predictors of incident epilepsy in older adults: The Cardiovascular Health Study[J]. Neurology, 2017,88（9）:870-877.

[2] Maxwell H, Hanby M, Parkes L M, et al. Prevalence and subtypes of radiological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in late-onset isolated seizures and epilepsy[J]. Clin Neurol Neurosurg, 2013,115（5）:591-596.

[3] Galovic M, Dohler N, Keezer M R, et al. The SeLECT score is useful to predict post-stroke epilepsy[J]. Lancet Neurol, 2018,17（5）:395-396.

[4] Hanby M F, Al-Bachari S, Makin F, et al. Structural and physiological MRI correlates of occult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in  late-onset epilepsy[J]. Neuroimage Clin, 2015,9:128-133.

[5] Gasparini S, Ferlazzo E, Beghi E, et al. Epilepsy associated with Leukoaraiosis mainly affects temporal lobe: a casual or  causal relationship?[J]. Epilepsy Res, 2015,109:1-8.

[6] Prins N D, Scheltens P. White matter hyperintensities, cognitive impairment and dementia: an update[J]. Nat Rev Neurol, 2015,11（3）:157-165.

作为AES的长期保留项目一直受到广大参会人员的好评。2021年的颞叶俱乐部专题研讨会主要从脑结构影像、脑功能影像与电生理三个方面对颞叶内侧型癫痫（Mesial Temporal Lobe Seizure, MTLE）的癫痫网络进行了探讨。Michael Sperling教授与Julia Jacobs教授共同主持了此专题研讨会，有三位讲者进行了专题汇报。

首先Boris Bernhardt教授通过对结构影像的分析讲述了MTLE网络的解剖学异常。既往研究显示，基于高分辨率结构MRI的研究显示与正常人相比，MTLE患者除存在双侧海马、内嗅皮层以及杏仁核的萎缩外，同样存在双侧丘脑、双侧额叶内外侧面以及颞叶新皮层的萎缩。基于皮层协变连接的结构网络分析显示MTLE患者存在结构网络的改变，且上述指标随病程的延长而动态变化，然而这一变化的机制目前仍不清楚。Boris Bernhardt团队使用ENIGMA网站中癫痫工作组（ENIGMA-Epilepsy）的数据进行了一项研究，该研究纳入732名MTLE患者与1418名健康对照，结果同样显示MTLE患者存在双侧前额叶、顶叶、颞叶新皮层（同侧为主）的萎缩，以及同侧海马和丘脑的体积减少（图1），证实在MTLE患者中这一改变具有稳定性。Boris Bernhardt指出这一研究方法同样可以应用于其他进展性疾病，如神经退行性疾病的研究中。

图1 MTLE患者脑结构改变

Lorenzo Caciagli教授带来了基于功能磁共振（fMRI）的TLE功能网络相关研究。Lorenzo Caciagli首先指出TLE是一种累及大范围脑网络的疾病，随后从静息态fMRI（rs-fMRI）与任务态fMRI（task-fMRI）两个角度讲述了TLE的脑网络变化。静息状态下，rs-fMRI显示大脑皮层与皮层下结构共同参与了癫痫网络的构成，其中皮层网络主要累及颞叶-边缘系统、默认网络（DMN）、视觉网络以及躯体感觉运动网络，而皮层下结构则主要累及丘脑区域（图2）。任务态中，被试在执行语言任务（语言流畅度、找词、命名）时显示出广泛的功能网络改变，主要包括额叶内外侧面以及优势侧颞叶；而执行记忆任务（情景记忆、工作记忆）时则显示出额叶-颞叶与额叶-顶叶的连接异常（图4）。

图2 基于rs-fMRI的MTLE患者功能网络改变区域

图3 基于task-fMRI的MTLE患者功能网络改变区域

随后Lorenzo Caciagli基于以上结论讲述了三个热点问题。首先他比较了TLE与额叶癫痫（FLE）的网络改变差异，在执行语言任务时，FLE仅显示了局限性的网络异常（额顶网络与边缘网络），而TLE则显示了大范围的网络异常；执行工作记忆任务时，二者均出现了额顶网络的活动下降以及边缘网络、皮层下结构的活动增强，此外，与FLE相比，TLE表现出明显的背侧注意网络与视觉网络的活动下降，表明TLE的网络特异性更强。此外，单纯TLE患者相比，存在局灶扩展至双侧强直-阵挛发作（FBTCS）的TLE患者的丘脑内部活动性减弱，而丘脑与其他结构的连接性增强，这可能导致了基底节直接通路连接性的减弱，使丘脑对大脑皮层的抑制作用减弱，从而更易发生FBTCS。最后Lorenzo Caciagli指出，某些连接特征能够预测手术预后以及术后认知改善情况（图4），如海马与楔前叶的连接以及丘脑与同侧及对侧皮层的连接等。

图4 功能连接（FC）对手术预后的预测

Julia Jacobs教授则介绍了MTLE的电生理网络研究。首先针对MTLE究竟是局灶性疾病还是涉及大范围网络的疾病进行了阐释。部分证据显示，MTLE的病变局限在较小范围内，如颅内脑电显示MTLE患者的高频震荡（HFO）局限在某一区域发放，且具有局灶性的发作起始区（SOZ），同时既往研究显示，行选择性海马杏仁核切除术（SAH）的MTLE患者70%达到了术后无发作；另一方面，有一些证据支持MTLE影响到更大范围的结构，首先MTLE患者常常能够记录到颞叶之外的发作间期癫痫样放电（IED），同时这部分患者在SOZ之外能够记录到较大范围的发作间期HFO。颞叶内侧结构记录到的HFO可能与新皮层的慢波活动以及丘脑的睡眠纺锤存在联系，而长期的癫痫发作能够导致颞叶内侧结构的功能受损。因此Julia Jacobs认为，MTLE是一种网络性疾病，但即便如此，其仍可能存在局灶性的SOZ，而SOZ之外的IED与HFO则可能对SOZ的定位造成干扰。进一步来讲，与单独出现的HFO相比，叠加在IED之上的HFO有更高的定位价值，而将HFO与IED结合分析则能得到最好的定位效果（图5）。最后在手术策略方面，Julia Jacobs认为完整切除HFO产生区域有机会破坏HFO的传播网络。

图5 各类指标的定位致痫灶效果

本期报道：天坛医院 李字林

审核：杨博文

参考文献

1. Larivière S et al. Network-based atrophy modeling in the common epilepsies: A worldwide ENIGMA study. Sci Adv. 2020 Nov 18;6（47）

2. Caciagli L et al. Functional network alterations and their structural substrate in drug-resistant epilepsy. Front Neurosci. 2014 Dec 11;8:411.

3. Tailby C et al. Cognitive impairment in epilepsy: the role of reduced network flexibility. Ann Clin Transl Neurol. 2017 Nov 24;5（1）:29-40

4. Doucet GE et al. From "rest" to language task: Task activation selects and prunes from broader resting-state network. Hum Brain Mapp. 2017 May;38（5）:2540-2552.

5. Trimmel K et al. Left temporal lobe language network connectivity in temporal lobe epilepsy. Brain. 2018 Aug 1;141（8）:2406-2418.

6. Trimmel K et al. Decoupling of functional and structural language networks in temporal lobe epilepsy. Epilepsia. 2021 Dec;62（12）:2941-2954.

7. Stretton J et al. Disrupted segregation of working memory networks in temporal lobe epilepsy. Neuroimage Clin. 2013 Feb 1;2:273-81.

8. Morgan VL et al. Divergent network properties that predict early surgical failure versus late recurrence in temporal lobe epilepsy. J Neurosurg. 2019 Apr 5;132（5）:1324-1333.

9. Roehri N et al. High-frequency oscillations are not better biomarkers of epileptogenic tissues than spikes. Ann Neurol. 2018 Jan;83（1）:84-97.

MRI阴性癫痫是一个常见且具有挑战性的临床问题，全球癫痫中心出现越来越多的MRI阴性癫痫病例。立体脑电图对于MRI阴性癫痫的诊断与治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有三位讲者进行了专题汇报。

Aileen McGonigal带来了题为“立体脑电图与MRI阴性癫痫：可机会与陷阱”的报告。SEEG在过去15年内，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快速发展。SEEG在颞叶癫痫患者中使用比率逐渐降低，在MRI阴性患者中使用比例逐渐提高。在MRI阴性的患者中，哪些情况下可以考虑SEEG的使用呢？Aileen教授指出，对于药物难治性局灶性癫痫，症状学存在脑叶定位的假设，头皮脑电图考虑为局灶起始，PET、SPET、MEG等支持局限脑叶的假设，可以行SEEG埋藏。而对于可能是广泛起始、有癫痫家族史或基因相关异常、症状较复杂的癫痫患者，应谨慎考虑SEEG手术。病例选择和癫痫中心的团队经验对于提高MRI阴性癫痫患者的手术预后非常重要。在MRI阴性癫痫中，FCD II患者中手术预后最好，可以达到与MRI阳性FCD II患者相当的水平。遗传因素可能会在某些病例导致预后不良，因此对于MRI阴性同时有癫痫家族史的癫痫患者应当谨慎。大宗SEEG病例研究可以探索MRI阴性患者手术预后的生物标记物，从而优化病例选择。

图1 SEEG后行切除手术的的MRI阴性患者和阳性患者手术预后

Andreas Alexopoulos带来了题为“多模态无创数据在SEEG规划中的作用”的报告。多模态数据融合可以充分利用各模态的信息和优点，增加致痫灶定位的准确性，提高SEEG术前规划，指导手术完全切除。多模态数据融合技术可以提高手术术后无发作率。SEEG不应该被认为是一项技术，而应该是一种基于解剖-功能-电-临床的方法。侵入性电极应基于系统的电临床分析，症状学在其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电极埋藏前，必须存在一个基于无创性检查的扎实假设。多模态信息的整合不仅仅用于SEEG的规划，对于切除性手术、二次SEEG埋藏和RNS均有一定价值。影像后处理技术在MRI阴性患者中的应用，提高了对微小病变的检出率，为手术切除提供指导。

图2 PET/MRI融合

图3 MAP处理步骤

Jorge Gonzalez-Martinez带来了题为“MRI阴性患者SEEG引导下切除”的报告。SEEG的目的，一是明确或拒绝术前的假设；二是明确切除的解剖边界；三是提供关于功能皮层和皮层下结构的信息，从而更好的改善切除策略。SEEG引导下切除的手术策略为：一，切除计划来自于SEEG所得到的信息；二，结合内科与外科团队的意见；三，基于解剖-电-临床关系；四，个体化、裁剪式切除；五，考虑皮质解剖、血管解剖、皮质和细胞构筑。随后，他介绍了两例SEEG引导下切除的病例，分别为颞叶内侧型癫痫和颞叶新皮层癫痫，在SEEG引导下进行了切除手术，患者术后预后良好。

本期报道：天坛医院 郭志浩

审核：杨博文

参考文献

1. Lagarde S et al. Can histologically normal epileptogenic zone share common electrophysiological phenotypes with focal cortical dysplasia? SEEG-based study in MRI-negative epileptic patients. J Neurol. 2019 Aug;266(8):1907-1918.

2. McGonigal A et al. Stereoelectroencephalography in presurgical assessment of MRI-negative epilepsy. Brain. 2007 Dec;130(Pt 12):3169-83.

3. Huppertz HJ et al. Voxel-based 3D MRI analysis helps to detect subtle forms of subcortical band heterotopia. Epilepsia. 2008 May;49(5):772-85.

4. Chassoux F et al. FDG-PET improves surgical outcome in negative MRI Taylor-type focal cortical dysplasias. Neurology. 2010 Dec 14;75(24):2168-75.

感谢一脉阳光医学影像对本次会议报道大力支持。